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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参考】“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

发布时间:2016-12-21  浏览次数:18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面临许多重大使命和严峻挑战。由于高等教育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非常密切,要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理解“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挑战,以及相关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经验。

一、  “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关键的阶段。我们要实现到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就需要我国在提高发展质量,特别是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后五年我国还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更加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为此,“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理念,其中最核心的是创新发展。如果我们不能真正从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其他四方面的发展目标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目前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面临着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我国能否顺利跨越这一陷阱,并进一步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同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

 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它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这些国家通常都有着多年比较稳定、高速的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社会矛盾加重。其共同特点就是经济过于依赖“国际社会的产业转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人力资本,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创新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尽管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可能并不低,但是其质量水平不高,不能为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因此,当高端制造业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低收入国家转移时,这些国家就会需求疲软,投资动力不足,产业升级空间狭小。这些国家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科技研发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模式。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凸显,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致使这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拉美八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东、北非等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均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并且尚未见到新的增长动力。这些国家大都有以下方面的社会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严重、就业困难、社会公共服务短缺、腐败多发甚至社会动荡等等。

与这些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那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高等教育发展比较好、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比较高的国家,都比较顺利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一般都具有相对自身经济规模的人力资本存量大、质量好的特点。例如,在1960—1975年的15年间,日本的GDP增加了3倍,同期的教育投入增加了10倍。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质量较高,使日本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日本的人均GDP从1974年首次突破4000美元,到1986年突破12000美元。按当时的标准,日本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仅用了12年的时间。包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平均都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从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进入了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行列。

 我国目前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常关键的阶段,而且面临着“上压下挤”的国际经济环境挑战:“上压”指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下挤”指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的中低收入国家转移。许多在中国经营了多年的跨国企业,例如微软、松下、三星、夏普、富士康、西铁城、耐克、优衣库等正在或准备搬离中国。中国曾经是耐克的生产大国,而现在越南已经成为耐克最大的供应国;三星也正在将大量的业务,包括手机业务,向越南转移。而在我国目前的生产中,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高达60%以上,电脑CPU几乎全部靠进口,90%的工业机器人关键部件靠进口。我们生产了高铁车辆,但轴承全部是进口的(张国宝,2011)。尽管有世界上最多的农业大学和农业学院,但是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14年小麦和玉米等农产品的国内交易价格比从美国进口同类农产品的到岸价每吨高500元以上,90%的高端蔬菜和花卉的种子靠进口;尽管我国有世界上最多的航空航天大学和航空学院,但是却不能自主生产高性能的战斗机发动机……在许多关键技术领域,发达国家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和液晶电视制造技术为例,其产业技术水平已经比目前市场上出售的产品核心技术领先两代或三代,而出于继续攫取高额利润等考虑,这些高端核心技术目前仍蓄势待发,这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技术战略储备。对于我国这样的后发国家而言,这意味着赶超的实现可能并非仅仅是追平目前的技术水平,而是至少追平技术战略储备水平(贾康,2015)。从资源方面来看,我国将近60%的原油、31%的天然气、70%的铁矿石靠进口。我国的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8%,在世界排110位,是联合国评价的13个贫水国家之一。但是我国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又很低,每万美元GDP所消耗的水资源,日本、美国、德国、韩国分别是189、491、248、363立方米,而我国则是1340立方米(张基尧,2011)。突破这些科技和资源约束是我们在“十三五”期间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迫切需要通过自主创新去解决的问题。

二、  “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使命和挑战

 只有从我国“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及相关国际经验和国际环境出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以下重大使命和严峻挑战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一)  着力提高质量,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力度,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尤其是要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使我国真正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同时通过一流大学的高水平科学研究,不断地产生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成果,并同企业密切结合,迅速实现成果的产业化,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转型,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提供必不可少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支撑,逐步减少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对外依赖程度,这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之一,也是我国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企业固然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企业创新需要以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驱动就是人才驱动。同时,国际经验显示,从根本上说,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也需要以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高水平创新性基础研究成果为基础。在汤森·路透集团2012年统计报告中评出的“全球100强最具创新力企业”中,亚洲有32家,但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上榜。我国企业在高新技术方面,基本上还处于模仿和追赶的阶段。我们当然应该要求我国的企业加强研发和自主创新,但是更应该看到我国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和整体科研水平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据初步测算,当今中国能够称得上世界一流科学家的有100多人,占世界的4%左右,而美国的世界一流科学家占全球的40%左右;在当今世界上公认的1000多项关键技术中,我国有一半以上同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处于追赶状态。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在创新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日本、德国等则在高端制造领域表现优异。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果我们在尖端科技领域总是处于模仿和追赶状态,不能在自主创新方面实现新的突破性进展,我国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等收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1950年代,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的国家可以算是高收入国家,而现在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只能算中等收入国家。“十三五”期间,国际竞争将会更加激烈。竞争涉及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这一竞争中,影响到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之一就是大学。在国际竞争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技术、知识、人才等要素都同大学密切相关,要增强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高水平大学是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是以其学术优势和科技优势为基础的。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在谈到美国在当今世界的优势时,几乎都要提到美国大学在当今世界的优势。他们认为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飞机和舰船,而在于美国是一个优秀大学林立的国家。例如,美国经济界的战略思想家、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一次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美国大学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美国大学在全世界高等教育中具有优势地位,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大量优秀人才。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战略思想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2013年更是进一步指出,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只是“整个画面中的一部分”,美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在创新、科研与开发、纳米与生物技术等21世纪尖端科技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在全球的大学评估和排名中,美国大学总是遥遥领先。世界一流大学既是“软实力的基础”,又是“硬实力的基础”。“软实力的基础”体现在世界一流大学创造和输出本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扩大本国在国际的影响力。“硬实力的基础”体现在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培养一流人才,创造高科技成果,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强国家的经济竞争力。

 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一种国家行为。著名的世界政治家、德国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曾经比较含蓄地表达过这样一种看法:德国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时,也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之时。这段时间是指1830—1910年这80年,当时德国的大学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施密特还指出:“显然,如果我们的大学停留在二流或三流的水平,德国就无法取得绝对一流的研究成就。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能够与斯坦福、哈佛或其他一流高校抗衡。我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因为我经常访问那些高校。从世界水平对比来看,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魏玛时期德国高校那种声望。我们的高校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施密特,2001)

 所以,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要使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核心竞争力,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就一定要建设能够代表我国发展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在现代世界史上,无论是英国、德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都是与一定的国家政策取向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性,并采取了切实的行动。在目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网络社会蓬勃兴起、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以创新驱动为标志的新的世界主流经济增长方式和以“互联网+”及智能制造为核心产业的变革中,世界一流大学更成为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如果说知识信息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电流,一流大学就是产生这种电流的发电机之一。诚然企业在技术和产品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流大学在基础研究中占主导地位,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基础研究是技术创新的源头活水,正是因为有这些基础性研究成果,才有一切战略性、原创性的重大科技进步。如果没有20世纪一系列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就不会有今天一系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例如,十几年前,美国的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提出了压缩传感理论,使得应用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有可能以此理论为基础,在CT成像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重要科技成果。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作为创新发展、推动产业不断升级典范的美国硅谷就是同世界一流大学密切相关的。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卡斯帕尔(Gerhard Casper)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长论坛”上发表题为《研究密集型大学的优势》的演讲指出:“1995年,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一共赚了850亿美元的利润。据一项估计,这些利润的62%来自一些公司,那些公司的创办人曾经和斯坦福大学有关系。他们也创造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 (卡斯帕尔,1999)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创新能力不强,就不能最终从根本上转变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没有世界一流大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中国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我国在部署筹划“十三五”规划的同时,也在部署筹划加大力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陆续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等与一流大学建设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这次提出的总体方案把以前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建设项目有机整合起来,以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统筹建设方案,加大支持力度,并强调“久久为功”,长期支持。与过去的政策相比,这次提出的总体方案从各方面来说都更完整、更系统、更全面、更明确、更有力。我国已经进入一个一流大学建设的新阶段,我们必须认识其战略意义,加快建设步伐,否则“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就不能顺利实现。

(二)  优化整体结构,完成高等学校的科学分层分类

 

 从“十五”到“十二五”,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10多年的快速扩张,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系统,但我国还远非一个高等教育强国。我国从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大扩招”政策主要是从经济上“扩大内需”的角度出发的,大多数地方都出现过教育主管部门向所属高等学校摊派必须完成的扩大招生指标的问题,而当时高等教育拨款的速度又一时跟不上学生数的增长速度。在一段时间内,曾出现了包括生均经费在内的各种生均资源下降的问题,因此许多高等学校在扩招时都尽可能在成本较低的专业多招收学生。例如,文史哲和法律、财会等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往往低于核物理、微电子等工程技术专业的生均培养成本,因此,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并没有从整体上十分注意高等教育学生专业分布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匹配问题,从而造成了一方面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应用型人才短缺的的问题。例如,许多去德国旅游的中国人,都要购买各种精致的不锈钢餐具。德国的不锈钢餐具质量的确非常好,但是这些中国游客可能不知道,德国的不锈钢餐具是用从中国宝钢进口的钢材制造的。我们炼了钢,把钢锭卖给德国;德国通过深加工,生产出精美的附加值很高的餐具,再卖给中国人,把中国的钱赚走了。虽然生产高质量的锅碗瓢盆和勺筷刀叉本身并不是高科技创新的成果,但是这种生产需要较高的应用型技术和生产的工艺水平。而我国恰恰在这方面同德国存在较大差距,因为我国缺乏高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如生产第一线的工程师、工艺师、技师等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的报告,应用型的工程技术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一上手就能较快适应工作的在美国占80%,在印度占25%,而在中国只有10%。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要形成一种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吻合的科学的分层分类,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各类人才的需求。我们既需要能够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能够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中高级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技能劳动者的高等院校,而不是要求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创建为世界一流大学。例如,在美国的硅谷地区,既有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有圣荷西州立大学和旧金山州立大学这样培养中高级人才的综合性大学,这样中高水平的大学虽然也有少量授予博士学位的专业,但其大部分专业只包括硕士和本科阶段;此外还有大量的四年制本科院校和两年制社区学院,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高等教育结构。即使是同一层次的学校,如四年制本科院校,也都有自己的特色,有的侧重基础,有的侧重应用。各层次和类型的高等院校针对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分别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需求,有分工、有合作、有基础、有支撑、有科研、有应用,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特定的社会功能,都有自己的自豪感,共同促进硅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我国过去十几年的高等教育大发展中,存在着高等院校争先恐后升格的现象,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学院升格为大学。一些学术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综合化程度比较低的学校,不注重针对本地区的人才需求,发挥自己的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是千方百计争资源,要创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形成千军万马创建一流大学的局面。这不仅是不实际的,也是我国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难以支撑的。

 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就是优化整体结构问题,即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科学分层分类,也就是国际上所说的differentiation, 实现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功能与特色的合理定位。我们既要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科技领军人物,也需要办好更多的培养各层次各类型毕业生的各具特色的高质量高等院校,尤其要办好培养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应用型人才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这将有效地解决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错位”的问题,释放出巨大的人力资本红利,对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三)  强化财政导向,把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落到实处

 

 国际经验表明,教育财政政策对教育事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我国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00年我国财政性公共教育教育经费支出要达到GDP的4%,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进一步强调了这一教育财政目标,并由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联合成立了“4%办公室”。2012年,我国财政性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4.28%,终于跨过了4%这一门槛,高等院校生均拨款额不断提高,各种专项经费也不断增加。“十三五”期间,除了需要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的力度,还需要解决如何进一步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促进高等院校的内涵发展等问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贴”的高等教育财政预算拨款制度存在两方面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基本支出是根据各高校的招生数和在校生数,按生均定额拨付总额。这种拨款制度容易导致在校生“规模导向”的“膨胀机制”。对一个学校来说,只要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也就是说,只要多招一个学生所消耗的办学成本低于生均拨款的“综合定额”,学校扩大在校生规模在经济上就是合算的,就有扩大规模、争取更多国家财政拨款的内在驱动力,而这容易忽视内涵发展、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等重要问题,并导致盲目扩大规模。实际上,在一个大学内部,各院系也存在着这样的“自我膨胀机制”,各院系都千方百计地要求扩大本单位的招生规模,因为规模就是资源。而在教师队伍素质等质量投入要素不具备的条件下,盲目扩大规模,不利于提高质量和效益。而质量和效益,特别是大学的社会经济效益才是高等教育的生命。二是目前的专项经费拨款的项目太多太杂,例如1995年启动实施的“211工程”,1999年启动实施的“985工程”,2006年启动实施的“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支持17所非“985工程”高校的优势学科建设),2010年启动实施的“特色重点学科项目”,2012年以来实施的“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等13个专项拨款项目。每个项目都以提高高校办学水平为目标,都有专项经费支持;但每个项目都是单独立项,都有单独的评估评价机制,高校很难统筹使用各个项目的经费,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近年来,相关主管部门也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做出了改革完善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的相关决定,启动了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改革,以期以中央高校的财政改革带动地方高校的改革。

 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之一就是完善高等教育财政的基本支出体系,重构专项支出体系,优化资源配置,突出公平公正,强化绩效导向,抑制规模导向的盲目扩张,通过强化财政资源配置的手段引导我国高等院校进一步从盲目规模扩展转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苦练内功,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利用率,把内涵发展的方针落到实处,从整体上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体地说,在教育事业的基本支出方面,要在一个周期内保持生均定额总额基本稳定,每个周期结束后,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调整招生规模,优化专业结构,同时适当调整生均定额总额的基本支出拨款,以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和更好发展。也要对西部地区适当倾斜,以利于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此外,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而统筹设置必不可少的专项拨款。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财政格局的结构性惯性和人们对以往财政模式的心理性惯性,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然会存在一些阻力。这就需要我们以战略远见和改革魄力坚决地克服原有拨款体制形成的障碍。在操作层面,则要做好细致的财政拨款模式的转变工作,如高等学校基本支出定额的确定与各高校规模和定额的核准,以确保高校工作的正常运行和教育教学的连续性。同时在项目拨款方面,要基于国家的战略需要,根据竞争性的绩效原则合理确定各高校的项目拨款,尤其要确保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这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战略和长远利益。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改革是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必然要求,今后还应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按照高等教育成本行为变化的客观规律,进一步深化教育财政改革。

(四) 应对国际竞争,在教育与人才的竞争中争取战略主动权

 

“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了开放发展的理念,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未来的五年,国际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竞争力取决于其科技和人才,而科技和人才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教育质量,尤其是大学的水平。由于教育的构成要素都是跨国界流动、跨国界组织的,因此教育国际化成为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必须在开放发展中争取教育竞争的战略主动权。通过教育竞争,争取人才优势;通过人才优势,争取科技优势;通过科技优势,争取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这方面,发达国家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动,它做出的反应之一就是通过《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该法案这样写道:“国会在这里宣告,国家安全要求充分发展全国青年男女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目前的紧急状况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美国国防取决于掌握由复杂科学原理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也取决于发展新原理、新技术和新知识。”这一段话,体现了他们加强高等教育,培养优秀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争取竞争优势的政策取向。几十年来,美国始终坚持这一政策,不断提高美国大学的水平,使其成为汇聚全球优秀人才的高地。美国工程科学院1986年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1972年美国工程技术领域中3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只有10%是外国人,而到1985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55%,工程技术领域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外国人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报告指出,这些被吸引到美国大学的外国工程技术专家可谓精英荟萃,其中75%的年轻教授都在申请美国的公民权,这对于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Walsh,1988)近年来,美国更是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继续加强大学方面的优势,以其众多的优秀大学培养造就并从全球吸引一流人才。2012年,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出版了题为《研究型大学和美国的未来:确保国家繁荣和安全的十大突破性行动》(Reasearch Universities and Future of America:Ten Breakthrough Actions vital to Our Nation’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在创新和研发战略之更大范围的框架内,联邦政府应该对大学的研究与发展及研究生教育采取稳定且有效的政策、实践和资助等十个重大政策建议(金勇,赵中建,2012)。

德国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起源地,在19世纪时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引领着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但是二战以后的几十年来,由于多方面原因,德国大学落后于美国大学。进入21世纪初,德国开始实施新的大学发展政策。2004年1月,德国宣布实施“卓越大学计划”,这标志着德国放弃了实施多年的高等教育财政资源分配的平等主义政策,采取学校与学科相结合的重点支持、重点建设方式,创建卓越大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德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重大转变。第一期“卓越计划”投入总经费19亿欧元,第二期“卓越计划”加大了财政力度,投入27亿欧元,增长42%,总投入已高达46亿欧元(宋福进,刘少雪,2015)。

日本在2014年启动了“世界顶级大学计划”,重点支持37所最好的高等院校。该计划将列入世界顶级计划的37所大学分为两类,并要求13所A型大学进入世界排名前100名之内,每年给予5亿日元的额外支持;要求24所B型大学提高国际化竞争力,每年给予2~3亿日元的额外支持。该计划将对这些学校给予持续十年的支持。(Yukiko Shimmi & Akiyoshi Yonezawa, 2015)

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俄罗斯也充分认识到国际教育竞争的重要性,欲重振其高等教育的雄风,创世界一流大学。在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大学曾经非常辉煌。苏联的解体使其受到负面影响,但是俄罗斯大学的历史悠久、学术底蕴深厚,对国家的未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分别产生过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莫斯科物理和技术学院的教师队伍中也有5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而且该校的学生数仅有5000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0—2012年间,全世界产生的22位“菲尔兹奖”获得者中有7位俄罗斯人,占全球获奖者的近三分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高度重视提高大学水平,2013年启动了“增强俄罗斯大学全球竞争力项目”,旨在提高俄罗斯大学的国际地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目标是使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和其他15所最有竞争力的俄罗斯大学在2020年进入世界大学的前100名,每个学校可每年额外获得大约10亿到20亿卢布不等的支持。今年还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这个项目。

总之,在我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际,世界各国围绕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提高本国大学的水平,增强自身培养优秀人才的“造血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的行列。美国总统奥巴马加速推进所谓的“移民新政”,明确提出未来的移民政策将向国际理工科人才和在美投资创业者倾斜。与此相适应,201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30年来最大的移民改革法案,为吸引国外的科学技术人才和创业者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2011年8月英国启动了所谓“杰出人才签证”,一年之内要吸引1000名由英国皇家学会等世界知名的学术和能力评估机构推荐的杰出人才。这些人不需要获得当地雇主的担保就可以进入英国,以此鼓励在科学、工程、人文和艺术等领域的杰出人才前往英国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高级人才的重要性。几年前,德国经济部长曾经明确指出,专业人才匮乏已经成为影响德国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故此,2011年3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外国人居留法(草案)》(Ausländergesetz),这一新的法案给予在德国从事科研工作的外国人配偶充分的就业权,以加强对外国优秀科研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放宽技术移民的门槛(Bundestag,2011)。德国参议院于2012年4月批准了旨在吸纳国外人才的相关法案(Bundesrat,2012),大量吸引国外工程师、医生等高级专门人才。加拿大2012年以来不断加大力度吸引高层次技术移民和所谓的“经验移民”,便利在加拿大留学获得高级学位和在加拿大工作的拥有高科技专业技能的临时签证持有者获得永久居留权。拥有许多世界著名实验室和科学家的以色列于2011年开始实行所谓的“卓越研究中心”计划,由大学和相关专门研究机构等联手吸引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顶级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截至2012年4月,该计划已经锁定300世界顶尖科技精英,并计划进一步加大力度,至少引进2400名遍布全球各地的犹太裔著名科学家。这个计划由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亲自负责,政府专项资金支持,计划和预算委员会制定工作方案并具体实施。被吸引来的科学家一到以色列就可以获得60万美元的科研启动资金。韩国也于2009年投入巨资,开始实施“世界一流研究计划项目”。该计划规定入选的研究机构主任必须是从国外招聘的卓越科学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必须有50%来自国外。2012年,韩国又启动了“智力回归计划”,计划用5年时间吸引500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包括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和学者。(丁雪峰等,2013)

我国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必须认真应对,以更加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积极参与竞争。盛若蔚(2013)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人才在国外)滞留率平均达87%。”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第一人力资源大国,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存量。到2010年底,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资源总量已达1.2亿人,主要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12.5%。对我国涉及生物与生化、计算机、物理、农业、数学、化学六大领域1907名全球顶尖科技创新人才进行的筛选分析发现,全球顶尖科技创新人才当前任职比例的国家排名中,我国在物理、数学和计算机领域具有领先优势,物理、数学位居第九,计算机位居第八。从一定程度上说,我们迈向人才强国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但是,我国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和素质等与世界先进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予以重视并加以解决。

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挑战,我国也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快建设造就创新人才的世界一流大学,一方面大力吸引国际上的优秀人才。2008年中国启动了以吸引国外高层次人才为主的“千人计划”。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由中央财政给予每人人民币100万元的资助,有关学校和地方提供配套支持;给予多次出入境签证;国家和地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资)金给予优先支持;可承担国家重点科技、产业、工程项目任务,其产品符合要求的,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创业人才在做出突出贡献后,国家有关部门予以表彰,并在永久居留、医疗、保险等方面给予特殊待遇。为给引进的人才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属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开设了专门服务窗口,代为办理永久居留证、户籍、就医、子女入学等各项生活待遇的手续。截至2014年5月底,“千人计划”已分十批引进4180余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在科技创新、技术突破、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我们还必须充分认识到,相对于我国13亿人口而言,我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是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而且都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少数重点大学。当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社会的蓬勃兴起,为我们实现这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广泛共享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加快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步伐,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共享,也是“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战略任务。更重要的是,“十三五”时期我国还必须根据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从课程体系、教学方式、考试招生、创新创业教育,到产学研结合协同创新,进而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通过改革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跨越。总之,在人类的历史上,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贫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多地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在“十三五”时期更好更快地发展。

 

文章作者:闵维方,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名誉院长,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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